荀子作为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其思想体系以“性恶论”为逻辑起点，主张“隆礼重法”“王霸并用”。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今天，重新审视荀子的政治哲学，对于我们科学认识腐败产生的人性根源、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清未梁启超曾评价说：“二千年间宗派屡变，壹皆盘旋荀子肘下”。即便以今天的观点来审视，荀子的学说对于我们的治国理政方略包括廉洁政治建设等工作仍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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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性本质看腐败之源

廉政建设是影响政治稳定、社会和谐、人民安定的大问题，治腐反腐一直以来就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已被无数事实证明于事无补，因此形势迫使我们从本质上对腐败问题进行研究。荀子的性恶论学说从为我们探究腐败问题的根源提供了理论支持。

腐败是人对权力的滥用，任何腐败问题都必备两个基本要素：一是人，二是权力。正是人与权力的二者互动催生了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而任何治腐措施也必须以此二者为根本出发点，此二者当中人的因素又居于主导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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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认为：“人之生也固小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在他看来，“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凡人有所同一，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恶的，贪图享受是人的本性，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是天性而成，自然而然的，而且人人如此，圣人也不例外。他的观点朴素而直白，读之有醍醐灌顶、振聋发聩之感，二千年间虽表面上未被主流文化所认同，但实际上却一直是统治者治国理政的理论基础，在他们表面的非议后来，从来没有对荀子的学说有过怀疑，所以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恩格斯曾经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荀子可能没有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此进行过研究，但他对人性的把握甚至比恩格斯还要深刻。

因为人性自私向恶，所以由人们所执掌的权力很容易沦为以权谋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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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陶奈则认为，权力可以被定义为一个人(或一群人)按照他所愿意的方式去改变他人或群体的行为以及防止他自己的行为按照他所不愿意的方式被改变的能力，可以说，权力意味着一种对其他人的一定强制、支配和控制，意味着掌权者的行为相对于其所作用对象的优位，可以更加方便地占有和控制社会资源。权力背后往往跟随着利益，“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谢甚高，园囿甚广”，“合天下之所同愿兼而有之，皋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孙”，正因权力具有优于他人的利益属性，能满足人们自私逐利的本能，所以与性恶的人气味相投，相互吸引，“人苟不狂惑戆陋者，其谁能睹是而不乐也哉！”

人的性恶本能和权力的利益属性，决定了人对权力的追逐是必然的，如果放任自流，顺人之性发展下去，那么人们对权力的随意行使也是必然的，人与权力结合必将滋生腐败。治理腐败必须以性恶论为基础，从人性改造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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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化性起伪看治腐之道

因为人性本恶，所以对人的思想必须进行改造。荀子认为人虽天性恶，但是可以通过后天人为的方法进行改造，使人们转变恶性而趋善。改造人性的方法是“伪”。伪者，人为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圣人之所以同于众而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于众者，伪也”。人的思想、行为有的是天生而成的，有的是后天形成的，“伪”重在对抗人性中的恶，培养后天之善，用善取代恶。性和情是天生的，人不可干涉，也不应该干涉，但人的后天思考、学习、选择、行事，却完全取决于人，应该由人自己承当，经过思考、学习，人们的行为、选择就可以朝着理性和合乎礼法的方向发展。“伪”就是人类在经思虑后所采取的改造恶性、趋于向善的自觉能动行为。在“伪”的具体方法上，荀子也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治之经，礼与刑”“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即以性恶论为基础，用道德教化和法律约束的办法来改造人性中恶的因素，达到化性向善的目的。在今天看来，此二者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借鉴荀子思想中化性起伪的学说，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开展反腐倡廉建设，一是要对人性进行改造，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明是非，知荣辱，用高尚的道德压制丑恶的人性，二是要对制度进行完善，加大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将荀子的理念充分考虑在我们的制度设计当中，充分考虑人性中存在的以权谋私的倾向，充分认识人性中趋利避害的本能，预设防范体系，完善监督机制、制约机制和处罚机制，加大查处力度和惩罚强度，增加腐败的成本，利用人性趋利避害的本能反制腐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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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礼法统一看廉政文化的准则性和强制性

在荀子之前，中国的礼与法是不同的，礼是奴隶主贵族及封建地主阶级一切行为的准则，是维护宗法与等级制度的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而法与刑等同，是用来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因此有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之说。荀子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继承和发展了礼，扩大和发展了礼的调整范围，并借鉴法的特性，给礼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含义，使礼的调整范围从贵族集团内部扩大到社会各阶层，在功能上不再仅仅是偏重内在的心理发掘，而更偏重于外在的规范约束，形成了自成一体的礼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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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具有准则性。荀子说“礼者，人道之极也” “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者，治辩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咸行之道也”“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礼岂不至哉！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损益也”，认为“礼”是维护社会秩序和规则基本准绳，是维系人作为特殊族类存在的基本依据，是评判人们思想行为对错是非的基本道德标准。

礼具有强制性。“礼者，所以正身也”“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荀子多次以绳作喻礼的外在强制性，比如《非相》中的“度己以绳”，《劝学》中的“木受绳则直”，体现荀子对礼于人性改造的高度重视，同时表明荀子在性恶论基础上对礼与法进行了整合，在礼的躯体里添加了法的成份，不仅重视内心修为、道德教化，同时还强调外在的规范约束，给礼注入了强制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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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是法的基础，法是礼的具化。荀子说“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治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他认为礼与法一脉相承，息息相关，礼是支配一切的基本原则，也是立法的精神内核，受法的严格保护。法就是由国家明文规定、由国家强制力做后盾的礼。

在礼的应用上，荀子没有像孔孟一样重德轻刑，而是既隆礼又重法。他认为“礼”的功能在于“分”“法”的功能在于“禁”。“分”是的理想的社会状态，是人人各就其位、安守本分，“禁”是对违礼犯禁者的制裁，是“分”的保障和强有力的法律后盾。在实践中荀子强调礼刑并用，先教后刑，既反对“不教而诛”“教而不诛”，也反对“诛而不赏”。荀子认为，“礼义”的主要作用是教化，有过这样的“化性起伪”才能成为“君子”“法”的主要作用是强制。他认为：“不教而诛”会使刑罚越来越繁复，但却不能有效地禁止犯罪，“教而不诛”犯罪的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诛而不赏”贤能勤劳的人得不到应有的鼓励，礼就会慢慢变得空泛化。因此，他特别强调礼与法的结合，教与刑的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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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到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中，我们认为构建清明吏治必须重视“礼”的作用，具体地说就是要重视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的作用，重视廉政文化的准则性和强制性。要明礼定“分”，着重教育人们懂得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了，做什么是好是，做什么是不好的，有一个基本的是非观，荣辱观。甘肃省窑街煤电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李人志及其妻解亚玲收受贿赂及财产来源不明2000余万元，在接受法庭审理时解亚玲说：“他当那么大的官，别人送也很正常”。我们可能会笑话解亚玲的无耻，但这一现象事实上并不罕见，解亚玲不过是说出了一个众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而已。我们很多领导当官时目的就不纯，当了官之后一味顺从人性中的恶，贪婪地就攫取钱财，尽情的放纵声色。一般老百姓也见怪不怪，引为正常，自觉成为权力下的顺民，而一旦有机会咸鱼翻身，则迅速融入腐败大军，较其前辈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不能不说是廉政文化建设悲哀，是所谓“礼崩乐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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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可以从荀子的思想里吸引营养，在构建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的过程中突出廉政文化准则性和强制性，把廉政文化建设和道德评价结合起来，把廉政文化建设和廉政制度建设统一起来，把廉政文化建设的范围扩大到全社会，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对不廉洁的思想和行为进行监督，运用社会舆论和道德审判、制度制约和纪律处分的力量增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强制性，依靠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和典型案件剖析的方法增强廉政文化建设权威性，真正在全社会中形成“真、善、美”的正向文化氛围，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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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荀子的性恶论思想可能不如性善论温文尔雅，但却不失为扶正去邪、根治腐败的良方。

荀子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性恶论”的现实主义视角、“隆礼重法”的治理方略、“尚贤使能”的用人之道以及“民水君舟”的民本情怀，对于当代廉政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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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们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借鉴荀子思想，并非要复古，而是要古为今用。我们要将荀子“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与现代法治精神相结合，将“隆礼重法”的治理传统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相结合，不断推进廉政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作者系河南省收藏家协会常务副会长、河南省古陶瓷研究所所长、河南省古玉玛瑙珠文化研究委员会会长、郑州市一田古陶瓷博物馆创始人 刘一田)